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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民晚報數字報

◆鄭重 【作者簡介】 鄭重在上海《文匯報》從業40年,現退休在傢,寫一些回憶老同事、老朋友的文章,歇腳為安。 雪還在下著,按照約定時間,我到瞭後海南沿,取張伯駒老人為我題就的《西湖小景》。收拾好畫卷,將要離開時,伯駒老人像是自言自語:“此卷能找夏承燾題跋就更好瞭。” 伯駒老人的話正是我心中想著的事。既然是畫西湖景色,總得找幾位和西湖有關的人題跋,伯駒老人雖然不是杭州人,但他畢竟在西子湖畔行吟多日,湖水拍窗使他難以入眠,我也正準備南歸後攜卷去杭州,請沙孟海、夏承燾、陸維釗等幾位前輩作題呢。我隨即向伯駒老人說出我的打算。 “夏承燾就在北京,你去找吳無聞啊。”伯駒老人的聲音仍然是很低沉地說著。 呵,吳無聞,不正是我們《文匯報》的駐京記者嗎?她常用的名字是吳聞,在“文匯人”中,她算是前輩瞭,很少有人知道她原來名叫吳無聞。據說,1947年,她曾在《文匯報》工作瞭短暫時間,因《文匯報》被國民黨查封之後,她就離開瞭。我確切知道,1949年,徐鑄成在籌辦《文匯報》在上海復刊時,吳聞和浦熙修一起受聘於《文匯報》。 文匯報社,特別是北京辦事處出人才,除瞭被毛澤東稱之為“能幹的女將”浦熙修,還有在她領導下的姚芳藻、吳聞、朱嘉樹。1956年,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在北京訪問時,她們三位聯袂采訪,特別那篇把蘇加諾遊園活動寫得聲容並茂的通訊,在京華新聞界獨樹一幟,連毛澤東都為之稱贊。 在我的印象裡,吳聞沉靜寡言,即使說話也是細聲細語,性格溫婉。除此之外,對她知之甚少。還是在多年之後,我在準備寫《毛澤東與文匯報》這本書時,逐頁翻閱《文匯報》,凡是著有“本報記者”名字的文章,我都一一讀過。從報紙上,我才發現她最活躍的時候,還是在1957年夏季之前,她寫瞭許多通訊報道,有醫生、有教師、有演員、有科學傢、有社會科學的學者,在文化的諸多領域中,都留下瞭她的采訪足跡。到1957年夏季,吳聞的名字就沒有出現在報紙的版面。她似有預感,不再寫稿和不再做采訪報道,就是報社內的鳴放會上,她一言不發。在反右派時,文匯報北京辦事處,從主任浦修熙到記者梅朵、姚芳藻、朱嘉樹、謝蔚民、楊重野、劉光華都被打成“右派分子”。到瞭1957年7月,又看吳聞寫的幾篇報道,寫的都是北京辦事處批判浦熙修的會議內容。可以設想,北京辦事處隻有她一人還沒有被剝奪寫新聞報道的權利,寫作這類文章的擔子當然要落在她的肩上瞭。到瞭1959年以後,報紙的版面上再也沒有出現過“本報記者吳聞”瞭。 從報紙的版面上,我似乎聽到吳聞藏在內心的聲音:“我不說瞭,不寫瞭,也不幹瞭!”這是在那個時代裡的知識分子,特別是一個新聞記者自我完善的辦法。雖然如此,吳聞並沒有停止和外界的聯系,從一些跡象表明,她仍活躍在學術界。1959年,學術界曾興起對美學問題的討論,有的文章談“山水美”。張庚寫瞭《桂林山水——兼談自然美》,發表在6月26日《人民日報》上,上海學術界曾圍繞張庚的文章舉行座談。張庚就讓吳聞通過《文匯報》瞭解座談會的情況,她就寫信給沈國祥,請幫助把上海討論的情況告知她,並說《文匯報》也可以發表這類文章。那時的《文匯報》發表瞭幾篇北京學者寫的學術文章,是否由吳聞組織來的,就無從查考瞭。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時,吳聞組織紅學傢周汝昌寫瞭套曲,其中包括《雙調新水令》、《沉醉東風》、《得勝令》、《雁兒落》等幾折,發表在《文匯報》《筆會》專欄。吳聞對這幾折曲子愛不釋手,並講瞭自己的見解,使周汝昌很興奮,似乎找到瞭知音,說:“國內已無人能作南北曲瞭。”此外她還組織周汝昌寫瞭有關中國古典詩詞評析的文章,發表在《文匯報》上。吳聞對《紅樓夢》讀得也較深入,這也是她和周汝昌經常交談的話題,把北京對“紅學”研究的信息傳遞到報社。和我在辦公室相向而坐的李立坤是吳聞的好友,她每次來上海,總要到辦公室和李立坤談些傢常,給我留下瞭淡淡的印象。 吳聞不但對南北曲有較高的欣賞水平,而她確實是一位女詞人。報社的人對此知之甚少。我也是在一個偶然機會中得知的。1965年2月,上海市第二女子中學高中年級的一位學生寫瞭一篇題為《茉莉花》的作文,描寫瞭人與花的情感交流,低徊婉轉,寫得很動情,也很感人。語文老師張珍懷把此文列為范文,為學生講解。但是,有的教師認為這是在向學生灌輸小資產階級情調,反映到《文匯報》社。我去市二女中把這篇文章拿到報社,總編輯讀後也很贊賞,為此在報紙上組織一場《如何評價和指導學生寫作文》的討論。這樣,我就和張珍懷老師熟悉起來瞭,彼此可以作些工作之外的交流。她告訴我:她和吳聞都是夏承燾的學生,在無錫國專時組織詞社,王蘧常為之取名“變風詞社”,夏承燾為詞社題名,張珍懷老師還告訴我,吳聞的父親吳莉賓,也是詞學傢,吳聞有瞭這樣的傢學,詞也寫得好。 後來,我就稱吳聞為“女詞人”,並要她抄幾首詞給我欣賞。她隻是淡淡地一笑,什麼話也沒有說,更沒有把自己的詞抄出來。 “文革”期間,文匯報社更是風風雨雨,在幾年的時間裡,吳聞和北辦的人都滯留在上海,有傢難歸。這時,我和吳聞見面的機會多瞭,得知她丈夫仇嶽希帶著“生不如死”的憂怨,在1966年自殺身亡瞭,但是她仍然是那樣沉靜,面色仍然是那麼平和,仍然是淡淡的審查瞭一段時間也沒有審查出她有任何問題,是不是因為有“我不說瞭,不寫瞭,不幹瞭”意志的主宰,使她有一個平安的結局呢? 1972年的一天,劉群突然告訴我:吳聞和夏承燾結婚瞭!劉群也是北辦記者,1962年,北京“紅學”傢在北京刮起瞭尋找大觀園遺址的風,劉群以“本報記者吳柳”為名寫瞭一篇《京華何處大觀園》的名篇,在社會上迎來一片贊許聲。因為他是“脫帽右派”,平時不敢亂說亂動,由於我們有著共同的書畫愛好,常結伴去舊貨商店買舊的紅木鏡框和小文玩,心中有什麼話還敢和我說。後來,我向報社領導沈國祥求證,吳聞的確和夏承燾結婚瞭。一天晚飯時間,我買好飯菜在吳聞的對面坐瞭下來,舉起食堂公共的搪瓷飯碗和吳聞“碰杯”,說瞭一句祝賀的話,她仍然不說話,隻是會心地一笑。2017年,吳聞之子吳常雲告訴我:“母親於1972年退休後赴杭州,斷然與當時單身一人的老師夏老喜結連理。”那時她兒子常雲已大學畢業,留在學校待分配,她也就沒有任何牽掛瞭。 在那樣的年代,55歲的吳聞要和73歲的夏承燾結婚,在杭州成瞭驚世駭俗的新聞,滿城的風言風語。但他們並不遮遮掩掩,而且把結婚的日子選擇在“六一”兒童節。我並不瞭解吳聞和夏承燾從戀愛到結婚的歷史,隻是感受到她沉靜的內在力量,看到她對愛的追求和勇敢,像鮮花一樣在沉默中綻放瞭。 在雪花飛揚中,我帶著這些往事走進吳聞的傢,見到一代詞宗夏承燾。在青年時代就自稱“瞿髯”的詞翁,的確是瞿然清瘦,但並沒有像於右任、張大千那樣蓄著長髯,坐在書桌前閉目養神,即使來瞭像我這樣的客人,他也眼皮沉重,似乎懶得睜開。吳聞把畫卷打開,看瞭一陣,連同張伯駒的題跋放在書桌,說:這是謝稚柳畫的西湖,請你寫一個題跋。詞翁伏案,對畫卷凝神瞭一陣,特別註意張伯駒的題跋,就順手把畫卷推到旁邊去瞭。我沒有讀過夏翁的詞作,一時找不到閑聊的共同話題。 吳聞就招呼我到瞭另一個房間,她還沒有忘記當年在食堂裡以搪瓷碗“碰杯”相賀之誼,給我說起瞭她在西湖和夏承燾鴛鴦戲水的事。 1972年,吳聞還在報社的零印車間勞動,一位溫州的同鄉路過上海,向她談到夏承燾的遊夫人已經去世,一個人過著孤苦生活。吳聞聽瞭之後,隨即向報社請假去杭州看他。夏承燾和吳聞不隻是有師生之情,詞心相通,還有著通傢之誼,吳聞的哥哥吳鷺山,擅長詩詞,和夏承燾有著蘭禊之交。這樣吳、夏之間又多瞭一層兄妹之情。吳聞就以小妹、學生、詞友多重身份和夏承燾相戀,以詞傳情,夏承燾向她寄上《減字木蘭花》: 左班兄妹,風誼平生朝世世。風露何年,湖月湖船得並肩。 一燈樂苑,相照心光同繾綣。待學吹簫,無琢新詞過六橋。 詞的首句就點瞭吳聞的身份及兩傢之友誼,興奮的心情不亞於薑白石新娶小紅,所以末句用瞭薑白石的“自作新詞韻最嬌,小紅低唱我吹簫”的典故,他們不是泛舟苕溪,而是在西湖的六橋。顯然詞翁自比薑白石瞭。這不難理解,他不但詞有薑白石的風韻,而且著有《薑白石年譜箋稿》,一生在追尋薑白石。 吳聞也寫瞭一闋《減字木蘭花》作唱和: 雁書來去,字字殷勤傳細語。如此杭州,絳帳春風讀好求。 願春長久,莫把黃花比人瘦。攜手西泠,同唱新詞約月聽。 吳聞詞中“絳帳春是讀好求”,仍然是以學生的身份來讀老師的“好求”之詞瞭。 結婚之後,夏承燾孤身一人住在杭州,吳聞經常往返於京杭間進行照顧,很是不便。1974年,她幹脆把夏承燾接到北京在一起生活。在告別杭州前,他們又遊瞭西湖,除寫瞭西湖聯句《感皇恩》詞,吳聞還有一闋《減字木蘭花》,題目是“侍夏承燾夫子踏雪杭州西湖白堤”,詞曰: 長筇短笛,嘯傲湖山追白石。詞問箋成,說與梅舊月聽。斷橋雨路,抱樸仙翁招手去。不是仙翁,冰霜孤山一老松。 吳聞的這兩首詞,其意境不在宋人之下,更不在其師之下,才女風雅,說她是當代“女詞人”,是當之無愧瞭。吳聞還告訴我,她現在很忙,幫助夫子整理校勘文稿。 吳聞仍然是當年的那種沉靜,淡淡的,說話柔聲細語,但她瀟灑起來瞭,一切都很放松,臉上的肌肉也不像過去繃得那樣緊瞭。說到她的變化,吳聞告訴我:你還不知道吧,1957年之後,我就是聞名的懶蟲,報社的領導都知道我懶,不做事也不逼我。沒法做事,以懶得之。我現在不懶瞭。 噢,我覺得此時才算讀懂瞭吳聞。 回到書桌前向詞翁告辭,他隻是揚揚手,沒有說話。吳聞對我說,麻煩你,你改天再跑一次吧。 10天後,采訪工作結束,準備回上海,我又去瞭吳聞的傢。詞翁坐在案前翻書,畫卷就放在手邊,我先鞠躬道謝,詞翁卻出語驚人,說:“謝稚柳的畫,我不題。”吳聞取瞭畫卷,徐徐展開,原來已經題兩首絕句: 別有詩心畫不成,聽人吹笛過西泠。夢中巖漱茫茫綠,枕角吳山宛宛青。斷雲別我向西峰,繞過孤山卻又逢。正有一詩無覓處,杖頭飛墮風林鐘。 沒有署上款,隻寫瞭他自己的款識曰:“西湖雜詩兩首,夏承燾八十二歲。”顯然這兩首詩是他的舊作,不是專為此卷而寫,但他還是動瞭一番心思的。我又一次感謝地說:詩意很好。他說:“不好,謝稚柳不給我畫畫,我也不題他的畫。”詞翁有些像小朋友賭氣,令人不得要領,我看看吳聞,她說:“這兩首詩是夫子抄瞭送給你的,不是為題這個手卷作的。”雖然如此,詞翁送給我一本新出版的《唐宋詞欣賞》,並在扉頁題寫“明昭同志正,夏承燾奉”,“明昭”是我原來的名字,是我讓他這樣寫的。 雖然如此,我還是帶著很大的滿足,攜卷回到上海後,即去看望壯暮翁謝稚柳。壯暮翁看瞭張伯駒的題跋,稱贊說詩的情意很真切;看瞭詩後夏承燾的題識,說:這位老兄還是書呆子。我說瞭見到夏承燾時的情景,他爽朗地笑瞭起來,說:他有一本書出版,來信叫我畫封面,我沒給他畫,他生氣瞭。壯暮翁說時的表情帶有一點調皮的味道,就像小弟弟逗大哥哥。 兩翁之間孩子似的表現後面,深深地隱藏著夏、謝兩傢的兄弟友情。1926年,謝稚柳之兄謝玉岑執教永嘉,與夏承燾同校共事,兩人都以詩詞聞名於世,惺惺相惜,夏承燾稱之為“平生第一知己”,結為莫逆之交。謝玉岑有《永嘉雜詠》多首,其中一首是贈夏承燾之作,為“清奇雁蕩數東甌,秀發青衿麗句收。才子敢隨黔夏後,八聲檀板唱甘州。”謝玉岑在詩後自註雲:“黔夏謂瞿禪,所作《八聲甘州》,頗為浙生傳誦。”謝稚柳在少年時代就與夏承燾相識瞭。謝玉岑離開永嘉時,作詞《南浦》與夏承燾惜別,詞中有句雲:“回首池塘青遍處,一夜離情都滿。何時杖燕還逢,說賺人詞賦,長卿應倦。”在這以後的時間裡,夏、謝不常相見,隻是以信相慰藉,夏承燾說:“別十餘年,書問往復小貨車行車記錄器無虛月,其為詞,每俾予先讀。”彼此寫下書信一百餘通,切磋詞意。此時,夏承燾正在編撰薑白石詞疏,謝玉岑給他寄來參考資料,夏承燾《天風閣學詞日記》,屢屢提及謝玉岑;謝玉岑作畫,亦多由夏承燾題識。謝玉岑在病中,仍作詞《憶永嘉舊遊》致夏承燾,夏承燾赴常州問病。1935年,謝玉岑因病去世後,謝稚柳曾致信夏承燾,請幫助提供玉岑遺稿。謝、夏的詞風都與薑白石相近,和薑白石的情況也差不多,都是以詩為詞,後來詩名為詞名所掩。自謝玉岑逝世後,夏承燾詞齡長達50年之久,詞風由吳夢窗轉向東坡和稼軒。憑著謝玉岑與夏承燾的友誼,如果謝稚柳不是以小弟弟的任性,給夏承燾畫瞭新作的封面,在《西湖小景》的卷後,詞翁肯定會興致勃發,寫出一闋很好的詞來。要不是吳聞的面子,恐怕以往的詞連舊作也不願意抄上去的。他們都很有性情,各自任性,多可愛。 夏承燾於1986年去世,隔年,吳聞將其靈骨落葬於浙江千島湖。吳聞寫瞭《賀新涼詞》,更見女詞人本色。詞曰: 幽絕湖堤路。最關情、輕梳白羽,一行鷗鷺。飄渺間雲羨峰頂,似有仙槎來去。拍手招,詞翁同住。千島回環拱一墓,蕩晴波,萬頃涵叢樹,春不老,人千古。 平生心小貨車行車記錄器安裝在林泉處。記流連,西湖北雁,竹筇麻屐。喚取桐君與嚴叟,還有南鄰神姥。共商酌,詩詞雋句。我有離愁如絮亂,任天風,吹夢成煙霧,鵑語咽,四山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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